近讀《香港科大還有什么好說的》(香港科技大學原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齊錫生教授著)，感覺此書道出了香港科技大學在短短二十多年內步入世界前沿大學的興盛之道，對于我們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具有多方面的啟示。

　　香港科大的特殊之處很多，諸如先選聘22位各領域的學術領軍人物，由這些人把關，公開招聘教授，經過咨詢和細心甄選程序，把結交權貴的名人擋在門外，只低調慎重地招那些確實學問扎實的學者，不拉各種國際大獎獲得者為學校爭取名聲，只選擇那些對學校發(fā)展能切實起作用的人。

　　最初招聘的二三十位教授，主要是來自北美知名大學里會講普通話的學者，臺灣背景的美籍華裔學者占絕對多數，他們奉行的原則是校園生活和人際關系的單純化。這批學者使香港科大在人員上達到進入世界前列的“臨界質量”。他們一到校就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全盤廢止英式大學管理體制，采用北美通行的大學制度，從而為在全球引進人才開辟了便捷通道。

　　香港科大在研究上的特殊之處是，研究部門享有高度自主權，教授們的研究興趣和方向由他們自己擬定，不服從學校(院、系)的命令，對教授們研究工作的考核由學術部門掌管，研究副校長辦公室只能在某種程度上從旁協調。它還很好地阻止了內地高校大量出現的“科研掮客”現象。那些僅僅善于爭取項目而不會做研究的人，下次申請時會被拒絕。

作為公立學校，科大的經費來自政府撥款，科研收益(包括學費)一律繳回公庫，不能私設小金庫，所得利潤也必須以合理合法的比例分配，教授不得在學校領薪水外創(chuàng)造個人收入，不得到外校兼職，這樣才能保障學生不但在學識成長上不受影響，而且在德行上也能獲得老師的言傳身教。

　　學校使用經費既有慷慨大方之處，也有斤斤計較時。例如不能用公款支付學術組織的會員年費或雜費，就連使用公款乘坐飛機所獲的積分也必須交公，而不能個人享用。通過鐵面無私的程序和規(guī)范，保障每一分研究經費都用在實際的研究工作上，不管經費來自何方，研究者根本見不到“錢”，也沒有機會與供貨商接觸，不存在回扣、貪腐的機會，從而杜絕了研究經費的貪污挪用現象，又讓教授們集中精力做自己的專業(yè)和原創(chuàng)性工作。

　　香港科大的“教授治校”準確地說是資深教授治校，尚未經過嚴格學術評審程序的青年教職員，是沒權利參與治校事務的，這就保持了它專業(yè)上的杰出性。教員在校內的權利和責任，都隨著學術水平的提高而增大。

　　香港科大1991年招生的時候，發(fā)出錄取通知書的人中只有31.3%的人報到，學生中50%的人的父親和70%人的母親是小學以下文化水平，父親上過高中的只有13%，母親上過高中的只有5%。學校認為，不論賢、愚、不肖，只要進了學校，學校就有責任以最好的方式盡心盡意教育好他們。為此，辦學者建立導師制，為每個學生指定導師，幫助他們在求學階段提高學識和人品氣質。學校為學生提供最寬松自由的學習機會，鼓勵他們選擇自己喜愛的學習領域，允許學生入學后轉系轉專業(yè)。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科大多次拒絕投機取巧的做法。有人提出舉辦幾次高規(guī)格的會議，邀請世界著名學者和諾貝爾獎獲得者發(fā)表主題演講，再送他們一個名號，這一主張經過高層爭執(zhí)后被否決了，他們認定，凡不能為學校做實際工作的人，都不給予任何名號。還有人提出香港科大辦出版社、辦學報，既解決自己教授的著作出版和論文發(fā)表問題，又提升學校的名氣。這個建議經反復研討后又被否定，因為學校不愿意自己“吹肥皂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