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厘米式”的推進中,我們看到各派激烈的交鋒,民間掘密能力對改革的推動,輿情風向的每一次變化。

這樣的“能見度”,從另一個側面顯示了高層推動官員財產公示的決心和途徑:對這樣的“硬骨頭”進行改革,只有在廣泛的爭議下才能凝聚共識,一點點打破利益壁壘。

我們試著從傳播學的角度觀察與分析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推進過程,這樣漫長的進程,展現(xiàn)了一個在各方利益博弈下的“真實而復雜的中國”。

“籠子論”走紅 終于到了“只等上級通知”了

“如果接到財產公示的通知,我會帶頭公示。”1月24日,在廣州市人大記者會上,廣州市市長陳建華表態(tài)。

這樣的表態(tài),在日前召開的各地兩會上頻頻傳出。而記者的提問,已經從要不要財產公開,變成單刀直入式的追問:“你有多少套房?”“你有多少存款?”

我們注意到,大部分官員表態(tài)都附帶一個前提條件:“只要上級通知,我愿意——”

這樣一個標準答案很難引起媒體興奮,直到主動公開家產的廳官范松青出現(xiàn)。

圍繞這位“廣東公開財產第一官”的諸多細節(jié)被放大,大眾視線得以走進他們之前難以接近的“兩會幕后”,一窺這場博弈的激烈。

公眾聞到的是一股濃濃的火藥味。“你是一個廳局級干部,怎么只有70多平方米的房子呢?”在廣州市政協(xié)會議分組討論上,范松青面臨同僚咄咄逼人的追問。

就在這位廣州市政協(xié)副主席擔心自己“樹敵太多”時,1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紀委二次全會上發(fā)出反腐倡廉動員令,他的這句“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更被各報紙直接拿來作主標題。

時政新詞“籠子論”迅速走紅�；ヂ�(lián)網語境下的流行詞,其實是對社會現(xiàn)實最敏感的反映。有網民立即把這個詞原出處翻出來,它來自小布什在競選美國總統(tǒng)時曾對選民說的一句話,“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不是留下了多少宏偉建筑和科技成果,而是馴服了權力,把統(tǒng)治者關進了籠子——我現(xiàn)在就是站在籠子里跟你們說話。”

究竟什么樣的籠子,才能關住權力?什么樣的制度才是“好籠子”?會不會守著籠子找籠子?對“籠子論”內涵的持續(xù)挖掘引發(fā)了社會共振,并立即和時政熱點官員財產公示掛鉤。

廟堂與江湖兩種語系遙相呼應,社會輿情在習近平的“把權力關進籠子”的政治目標下進一步追問:官員財產公示這個現(xiàn)成的“制度籠子”什么時候啟用?在這個問題上,不要再假裝摸石頭了!

復雜的中國 社會若撕裂,誰的既得利益也保不住

公眾的期待與呼吁,是推進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必需的輿情準備。而在社會心理準備上,人們對這項改革的復雜性還缺乏深刻體會,具體表現(xiàn)就是針對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激烈爭議。

這期間,最惹人爭議的是一些反腐專家提出的“特赦論”,即卸掉“腐敗呆賬”包袱,特赦貪官既往不咎,以此換取今后的民主進程。

這個建議最初被視為“不可思議”。“我知道會被罵,但不能因為怕挨罵就不敢說真話。”它的提出者李永忠是中國紀檢監(jiān)察學院副院長,早在十多年前李永忠就參與了“反腐敗特別行動”課題研究。

2012年12月30日,在韶山市舉行的十八大制度反腐研討會上,“特赦論”激起熱議�！肚笫恰冯s志社研究員黃葦町質疑:黨中央始終強調堅決反腐,如果自己赦免自己的干部,能不能過老百姓這一關?

“特赦論”的代表人物有被視為政府智囊的經濟學家張維迎、以研究中國古代官場潛規(guī)則著稱的歷史學家吳思、法學教授何家弘等。

“改革不是革命,需要妥協(xié)才能換取進步。”曾在六年前遞交官員財產公開議案的全國人大代表韓德云告訴記者。

這些重量級人物發(fā)聲支持“特赦論”引人浮想:這究竟是高層為探測民意而釋放的“氣球”,還是為推行財產公示制向官員放話?

官員財產公示從去年全國兩會熱議至今,哪些是口水,哪些是立場宣示,哪些是按照論據(jù)和邏輯嚴密展開的觀點,激烈的論辯中越來越多的理性和共識凸顯。

經濟學家華生尖銳地指出,這樣的“硬骨頭”之所以難改,就在于“我們唱高調、說套話、講市場化、攻擊別人都可以,但是當所有這些東西落到我們自己頭上的時候,落到有話語權的精英頭上的時候,我們到底是什么態(tài)度?這是中國能不能真正前進的關鍵。”

對這個觸動官員階層的“硬骨頭”究竟怎么改,能不能達成共識?華生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總要有一些人超越自己的既得利益,否則兩極分化到最后就是社會撕裂,誰的既得利益也保不住。所以要有各界的思想碰撞,在交鋒里凝聚共識。”

這種共識的逐漸形成,關鍵在于官員階層已經對腐敗帶來的“職業(yè)風險”有了相當清晰的認識。

“活教材”倒逼 重慶那事兒,你們別當笑話看

1月28日,中國政治的風向標、官員必讀物《人民日報》刊發(fā)評論警示,“未來將是官員‘高危期’”。

這篇評論指出,對“官員管理制度進行重大調整”這個大方向已確定無疑,“這個過程將充滿激烈性和戲劇性,不斷有官員被揪住并拉出來‘祭旗’。通過‘殺雞儆猴’一幕幕的震懾,官員行為規(guī)范的‘虛線’將逐漸變成‘實線’,并且整個仕途從此裝滿‘攝像頭’。”

一個充滿戲劇性的“活教材”恰在此時出現(xiàn),這就是引發(fā)重慶官場地震的10名身陷不雅視頻的官員和國企高管被免職事件。

重慶忽然暴露在聚光燈下,不管是民間還是媒體,都以極度興奮的表情去完成對這個敏感事件的碎片拼圖。網友創(chuàng)作的關于趙紅霞與落馬官員的段子層出不窮,話語狂歡下是爆料、緋聞、惡搞,政治新聞被高度娛樂化。

“重慶那事兒,你們別當笑話看,別以為跟自己沒關系,你們都要捫心自問一下,如果你們收到那個女人的色誘短信,你們會不會上鉤,你們就能確定自己能抵制住這樣的誘惑?”重慶事件后某次會議,一位領導這樣“敲打”臺下官員。

“面對色誘短信,每個干部都有可能成為不雅視頻的男主角。”中青報資深評論員曹林的這篇《以財產公示保護官員遠離趙紅霞》的時評一出爐,立即被國家重點新聞網站的排頭兵人民網轉發(fā)。

那些被偷拍的官員,在官場拼殺至今,從基層一步步上來。重慶官方免去這10人職務后,熟悉其中一名官員的人對前來采訪的記者說:“他真的不錯,在官場不小心就得被人毀,可惜!”

金錢、美色、仕途升遷,每一個陷阱都會帶來“職業(yè)風險”。每一個官員的落馬,都重復著面對誘惑無力抵制的故事。這些幾乎每天都在上演的“活教材”,一步步倒逼官員投贊同票:公示家庭財產,失去的是枷鎖,得到的是避免崗位高危,清清白白地做官做人。

“反腐神器”難產 最好的頂層設計就是立法

當官員財產公示的政治準備、輿論準備、社會心理準備都逐步到位時,剩下的就是頂層設計和現(xiàn)實操作中要遭遇的阻力。

2012年末,一則45個大中城市出現(xiàn)拋售豪華住宅、別墅等新動向的消息擴散開來,又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詞“政府資源房”出現(xiàn)。

“他們聽到了風聲和信號。”一位具有多年經驗的房產經紀人說,這些拋售“政府資源房”的業(yè)主都和政府公務員打斷骨頭連著筋,若不是“上面有精神”,他們是不會拋售這些優(yōu)質房源的。

經濟學家華生說,最跑不掉的財產就是房產。“如果我們的系統(tǒng)真要查,任何一個人在全國有多少套房子那是幾分鐘的事情。”

但現(xiàn)實是,被視為“反腐神器”的個人住房信息聯(lián)網40城市名單至今石沉大海。通過這一系統(tǒng)可以查詢到公民名下?lián)碛械淖》繑?shù)量、地址、面積等信息,今年,住建部表示要將這個系統(tǒng)聯(lián)網到500個地級城市。

事實上,這個聯(lián)網工程已經被地方一拖再拖,住建部官員一再被地方官員頻繁問道:“這個系統(tǒng)究竟是用來干什么的?”

相反,在民間,“多套房反腐”轟轟烈烈,“房叔”“房媳”“房姐”的房產信息通過網絡一個個被挖出來,這與個人住房信息聯(lián)網拖了一年半還未連上的遲緩低效形成鮮明對比。

現(xiàn)實操作的難題不止于此。“房姐”龔愛愛事件暴露了我國現(xiàn)有最嚴密的戶口登記制度存在漏洞,這對醞釀中的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無異于釜底抽薪。

在媒體,新一輪熱點開始討論官員財產公開的細節(jié)操作問題,港式、美式、拉美、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qū)的制度被一一盤點。在探討哪一單“藥方”適合中國時,一種深深的擔憂也流露出來:究竟怎樣的頂層設計才不致使官員財產公示流于形式?這正是中國的官場頑疾。

表示要在春節(jié)后進行官員財產公開的廣東始興縣的操作流程被“解構”:“又是縣級地方、又是內部公開、又是科級干部,這種公示沒意思。”專家認為,各地小范圍的探索都有自己的局限性,這就需要“頂層設計”,最好的設計就是立法。

事實上,早在199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已將財產申報法列入立法規(guī)劃,但由于“客觀條件不成熟”,18年過去財產申報法未提交審議。

究竟什么樣的“客觀條件不成熟”,使一部法律一拖18年難以出臺?但大勢所趨,在現(xiàn)實語境下,浙江慈溪紀委常委楊智峰的那句“公示財產會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話,只會被認為是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