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志剛父母

2003年的農(nóng)歷正月初七，27歲的湖北青年孫志剛背著兩個大包離開老家，千里迢迢奔赴廣州打工。

2003年3月14日，父親孫六松接到兒子的電話，說試用期已經(jīng)過了，發(fā)了工資就能給家里寄錢了。就是這樣，他和家里的聯(lián)系戛然而止，此后發(fā)生的事舉國皆知——在廣州收容遣送站，他被8名收治人員毆打致死。

這個隕落的生命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一個加速器。2003年6月20日，《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公布，40天后，飽受爭議卻實施20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止。

孫志剛用一種壯烈的方式將“公民權利”帶進了百姓視野。一年之后，2004年3月14日，“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9個字正式載入憲法修正案，第一次把“人權”寫入我國的根本大法。有憲法學者曾說，這樣的修改，使得憲法基本權利體系從封閉走向開放，因為只要運用憲法解釋技術，人的一切權利都可以解釋為人權而得到憲法保護。在程序上，尊重和保障人權，就是要廣泛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建議，做到立法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

被審議最多的莫過于《物權法》。

物權法被視為“私權保護神”，從2002年起就在全國人大審議，直到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向社會公布物權法草案并征求意見。由是，老百姓從立法的旁觀者變成了參與者。這部關乎每個人切身利益的法律，在爭論和反復審議中不斷完善，歷經(jīng)5年8次審議方才通過，堪為“開門立法”的樣本。

當時，司法部的一位官員稱贊此舉突破了傳統(tǒng)立法范式，是立法改革初露端倪的表征。

以往，由主管部門擬定法律草案的“部門立法”模式，導致“以法謀私”積弊難除，涉及多個部門利益的法律草案常常遲遲無法出臺，公眾意見可有可無。

到2008年，法律草案公布已經(jīng)進入“常態(tài)化”，凡進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議程的法律草案，都要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這樣一個微小的決定，卻是我國民主立法機制化的重大進展，傾聽民聲、廣納民意在立法上體現(xiàn)了我國尊重人權的法治理念。

2011年3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jīng)形成——立足中國國情和實際、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需要、集中體現(xiàn)黨和人民意志的，以憲法為統(tǒng)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規(guī)、地方性法規(guī)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guī)范構成。

截至2011年12月底，我國除通過了現(xiàn)行憲法外，還制定了現(xiàn)行有效的法律239件，行政法規(guī)714件，地方性法規(guī)、自治條例、單行條例8921件。

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志銘看來，十年來，中國法治的主線唯有一條：限制公權，保障私權。

立法如是，司法亦如是。

10月9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fā)表《中國的司法改革》白皮書。這也是我國第一次就司法體制改革問題發(fā)布白皮書，介紹這十年來的司改成就。

早在2004年，我國首次統(tǒng)一規(guī)劃部署和組織實施了35項司法改革任務，中國司法改革走向頂層設計、整體統(tǒng)籌、有序推進的新階段。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優(yōu)化司法職權配置，規(guī)范司法行為，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4年之后，中央又提出了60項改革任務。目前，兩輪改革任務基本完成，已經(jīng)或正在逐漸顯現(xiàn)成效。

回顧10年改革歷程，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表示，改革之初，往往容易陷入“按圖索驥”的簡單線性思維。隨著改革的深入，在改革的目標方向上已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共識，就是保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建立公正高效權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為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提供堅強可靠的司法保障。

“司改是在不斷回應群眾的期待要求中深化推進的。”這位負責人說。

2010年4月30日，河南省商丘市趙樓村村民趙振晌在離家13年之后回到村里。他的去而復返，在趙樓村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因為村民們都認為他“被害”了，“兇手”就是同村的趙作海。

這起冤案浮出水面后，共有6名警察因涉嫌刑訊逼供被起訴。

就在社會輿論集中火力“圍攻”趙作海案件時，最高人民法院等5個中央政法機關選在這個時機出臺了“兩個證據(jù)規(guī)定”(即《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jù)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jù)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

此前，中央政法機關為此已經(jīng)調研了兩年，但選擇的發(fā)布時間卻別有深意。這位負責人表示，一些司法個案、法治事件在引發(fā)全社會思考的同時，為改革營造了氛圍、創(chuàng)造了時機，有力地助推改革。

這兩個旨在嚴防冤假錯案的“證據(jù)規(guī)定”，雖然作用很大，但層次很低。直到刑事訴訟法修正案明確規(guī)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機制才得到了法律確認。

如此這般“真刀真槍”地深化對權力監(jiān)督制約的舉措比比皆是。十年間，死刑復核權收歸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全面實施量刑規(guī)范化改革，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不再像“橡皮筋”一樣松緊由人;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就可以委托辯護，控辯雙方力量更加均衡;建立刑罰執(zhí)行變更的同步監(jiān)督機制，防止緩刑、假釋和保外就醫(yī)在執(zhí)行時與不服刑、提前釋放畫等號……

如果說這些改革略顯專業(yè)晦澀，那么，不妨這樣感受司法體制改革帶來的變化：老百姓“打不起官司”的少了，打完官司“申訴”、“執(zhí)行”不那么難了，超期羈押、刑訊逼供沒那么容易了……

孫志剛走后9年，孫六松還是不敢放任自己去想兒子，63歲的他每天都要忙活家里的大排檔，從下午4點一直做到凌晨兩點。如果有記者想跟他聊聊志剛，孫六松也不會拒絕，“他們當初給了志剛最大的幫助”。

現(xiàn)在，孫六松想起志剛，痛苦之外有一絲欣慰，“死他一個，換回全社會對每個公民的人權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