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沒有哪個城市像迪拜那么夸張，用那么多21世紀的國際勞工填滿一個大富大貴的空間。在機場“星巴克”倒咖啡的女青年是菲律賓人或者尼日利亞人。在衛(wèi)生間拖地的是尼泊爾人，或蘇丹人。在高速路上向迪拜市中心疾馳的出租車司機來自巴基斯坦北部，或斯里蘭卡，或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

工人們在打掃一處建筑工地，背景中，世界最高的建筑——哈利法塔如刺刀般挺立。這些勞動者大多來自巴基斯坦和印度。

撰文：辛西婭·戈尼CynthiaGorney

攝影：約納斯·本迪克森JonasBendiksen

翻譯：王曉波

阿聯(lián)酋的正午時分是菲律賓的下午四點，這意味著特蕾莎·克魯茲家的老大老二該已放學，回到了撫養(yǎng)他們的姨媽家里。特蕾莎住在迪拜——阿聯(lián)酋人口最多的城市，離菲律賓6900公里遠。她39歲，在迪拜一座豪光閃爍的大型商場某分區(qū)做服裝店售貨員。丈夫路易斯，和她一樣已離開菲律賓多年。“離家前我聽說過許多關于‘外國’的事。”特蕾莎告訴我，“我聽說，一到了‘外國’，想買什么就能買什么。”人們口中的“外國”就好像自成一個國家，一個源源噴涌美好物品的地方：金手鐲，高露潔牙膏，鹽漬牛肉罐頭。

在迪拜的外籍打工者托起留守故鄉(xiāng)的親人照片。

為了改善生計而遷移的舉動，同人類歷史本身一樣古老。但時至今日，跨國移民的人數(shù)之巨很可能是史無前例的。每一天、每一小時，都有龐大的人流和金錢流在活動，其全球范圍內的復雜多變性不下于天氣系統(tǒng)。資源相對匱乏的國家輸出志向遠大的貧苦勞工，以之換回賴以發(fā)展的金錢。這種收入以匯款的形式由打工者傳給家人，有的通過電子銀行服務即時完成，有的則托人親手送達。通過無數(shù)人的涓滴累計，這類匯款如今構成了流入發(fā)展中國家的龐大資本。在許許多多涌出錢財?shù)牡胤?mdash;—最富裕的、肯為生計窘迫的外國人提供工作的國家——當中，居于榜首的是美國。

但是，世上沒有哪個城市像迪拜那樣，用那么多21世紀的國際勞工填滿一個大富大貴的空間。如果你以常規(guī)方式抵達——下飛機穿過其廣大的國際機場——你在走到路邊的出租車停靠點之前就能碰見上百個像特蕾莎和路易斯那樣的打工者。在機場“星巴克”倒咖啡的女青年是菲律賓人或者尼日利亞人。在衛(wèi)生間拖地的是尼泊爾人，或蘇丹人。在高速路上向迪拜市中心疾馳的出租車司機來自巴基斯坦北部，或斯里蘭卡，或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

還有車窗外那些看起來兇霸霸的、后現(xiàn)代風格的摩天大樓呢？形似一柄大斧頭的這一座，或者像在20層樓高的一摞煎餅頂上放了個巨型高爾夫球的那一座呢？都是外國勞工蓋起來的——大都是南亞人，印度的、尼泊爾的、巴基斯坦的、孟加拉的。如果是白天，空無一人的工地巴士會�？吭诖髽枪羌艿年幱袄�，等著在黃昏把工人載回集體宿舍去。宿舍擠得像監(jiān)獄里的囚室，可他們大多得按規(guī)定住在那兒。

在麗思卡爾頓五星級酒店，這名“泳池大使”每天的工作職責就是服侍需要飲品的游泳者。他是一名剛到迪拜不久的臨時工，來自加納。

外來勞工的居住條件差，這在全世界都不是新鮮事。但關于迪拜的一切都是夸張的。這個城市的現(xiàn)代歷史只有半個世紀多一點兒，始于附近阿布扎比油田的發(fā)現(xiàn)——當時那里還是一個獨立的酋長國。1971年，阿拉伯聯(lián)合酋長國成立，是六個酋長國的集合體，第七個于次年加入。而由于迪拜的油儲量相對微薄，其皇室便把阿聯(lián)酋剛分給他們的那一筆石油橫財用于建設，將這個巴掌大的貿易城市改造成一個國際商業(yè)之都，令舉世矚目。以大手筆著稱的迪拜室內滑雪場只不過是一家購物中心的一個分區(qū)，而迪拜的商場星羅棋布，這家還不是最大的。最大的那家建有三層樓高的水族館和一座足尺足寸的冰球場。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也在迪拜，湯姆·克魯斯在《碟中諜4》里還到它外墻上出風頭來著。不論游人的目光落在何處，幾乎一切都是豪華新鮮的。

為打造當代迪拜出謀劃策的那些人決定，他們夢幻般的城市應該由其他國家的勞工來興建和服侍——可用的阿聯(lián)酋人太少了，一個新近暴富的國家怎么會讓她的成年子民去給人端盤子，或者在48攝氏度的酷熱中澆水泥呢？反正請得起外人來做這些事。于是他們把這件事也以夸張的手筆做成了。在迪拜的210萬人口中，只有大約十分之一是阿聯(lián)酋人。其余的都是在全球經(jīng)濟下借來的勞動力，簽臨時合同打工，都對自己永不能獲得阿聯(lián)酋公民身份這件事心知肚明。

迪拜世襲統(tǒng)治者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馬克圖姆酋長的照片顯眼地擺在迪拜購物中心內一家杯蛋糕店的柜臺上。由于有太多不同國家的人來這里工作、進餐、購物，迪拜市最通行的語言是英語，而非阿拉伯語。

他們所寄身的這個社會，就像如今借助外國勞動力的大多數(shù)海灣國家一樣，其等級分隔之嚴不下于19世紀工業(yè)時代的美國，而且許多劃分方式也與后者相同：按種族，按階級，按國籍，或按英語流利程度。在迪拜，專業(yè)人員和管理者基本來自歐美、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都是掙錢多到無法被歸入“打工族”的白人。他們可以憑借高薪把全家人接來，可以開大越野車、住豪華高層公寓或景觀別墅。負責為他們做飯、看孩子、掃街、在商場服務、在藥房拿藥、在冰場開整冰車、在熾烈陽光下蓋摩天大樓的，則是打工族——換個說法，就是推動迪拜運作、同時把工資寄回遙遠家園的那些人。

這是一個關于愛的故事：關于家庭紐帶、沖撞的責任和忠誠，以及兼顧家人物質需求和情感需求的艱難——有時候，我們這個全球經(jīng)濟的結構就像是專門為了拆散家庭而設的。大多數(shù)海外勞工都有一段這樣那樣的難言家事，而在外籍勞工極其密集的迪拜，特蕾莎一家的日常生活中有個方面令他們覺得格外幸運：夫妻倆能共處一室生活。路易斯以前結過一次婚，已經(jīng)有個孩子留在菲律賓了，這次又把兩個較大的子女送回了家。每次我跟特蕾莎說起不能跟女兒和大兒子在一起生活的境況，她就會面無表情地僵住。“非常不好過。”她說。還有：“我覺得他們跟我妹妹過得不錯。”還有：“在那邊他們還能學著做個菲律賓人。”

公司的巴士于清晨開動，將迪拜的外籍勞工在集體宿舍與工作場地之間來回運送。這批累得兩眼發(fā)直的工人正在返回宿舍的途中。

有個星期五，圣瑪麗天主教堂的長凳上擠滿了教區(qū)民眾，特蕾莎和路易斯跟其他來得太晚沒座位的人一起站在門口，一面瞅著走來走去的三歲兒子，同時聆聽擴音器里的講話。布道的是托馬西托·韋納雷西翁，他以塔加洛語說，他最近學了個新詞，“忠貞恐懼癥”，指的是對于身處專一親密關系中的畏懼。

你們千萬不要患上忠貞恐懼癥，湯姆神父宣講道。你們千萬不能容許自己說，海外勞工的家庭都很堅強，而你這個實際上的海外勞工卻軟弱。特蕾莎和路易斯對視了一眼。神父并沒有直指出軌行為，但他們都聽懂了他的意思。幾乎每個身在阿聯(lián)酋的菲律賓人都熟知這樣的事：某個朋友或親戚，或在菲律賓，或在某個海灣國家，通過交往情人來維持兩地遠隔的婚姻，而匯款照舊流動。“別忘記你留在家里的人，”湯姆神父說，“別忘記你來到這里的原因。”在一個外籍勞工占主體的城市里，這類事情幾乎是主旋律：你來這里的原因，你留在家里的人。它們往往如出一轍。

在海灣諸國，大多數(shù)底層外籍勞工在公司宿舍與工友合住，或以其他方式湊合。無論采取哪種方式，居住條件最好時也只能算勉強夠用。一名男子拎著條魚走過卡塔爾一家雇主提供的宿舍樓。

來自印度北方邦的男工們把迪拜一處合租公寓內的地板當成了大通鋪。

在馬尼拉的一些地方，整條街上幾乎每家店鋪門口都貼著誘人的海外招工廣告。“沙特阿拉伯，30名三明治廚師；香港，150名家務助手；迪拜，游樂區(qū)服務員，蔬菜包裝員，瓷磚工，稻米采購專員，女清潔工（長相端正），冰雕師/水果雕花師。”誘惑菲律賓人出國的工作機會指向遍布世界的目的地。但最顯眼的廣告是招工去海灣地區(qū)的，尤其針對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

像許多長期貧窮的國家一樣，菲律賓已漸漸對這種循環(huán)往復的離別產(chǎn)生了依賴。該國對于海外打工族有一個官方縮寫：OFW，即“海外菲律賓勞工”，這個稱呼常常帶著一圈光環(huán)，他們對家庭和祖國英雄般的奉獻備受贊美。馬尼拉國際機場專門辟出一塊地區(qū)設立了OFW中心，另有多家公共機構負責在全國范圍內料理他們的各種需求——其中有菲律賓海外勞務局，以及海外勞工福利局，都是擁有數(shù)以百計員工的大機構。

菲律賓的一塊廣告牌傳遞著誘人的前景。這家專為返鄉(xiāng)打工族安家置業(yè)的住房開放商在網(wǎng)站上說，它能給菲律賓人“一個最好的原因回家”。

路易斯正在海灣地區(qū)工作的時候，特蕾莎以出色的表現(xiàn)通過了馬尼拉招工中介的面試。當特蕾莎在一次生日聚會上遇見路易斯時，他仍是有婦之夫。但他又高又帥，有燦爛的笑容和垂到眼前的長發(fā)。而且雖然祖國的法律不許離婚，卻允許拿定主意的人撤銷婚姻。（我問湯姆神父，他在圣瑪麗教堂收到多少份撤銷申請，他深深嘆了口氣。“跟你實說吧，這兒就跟離婚工廠似的。”）

新聞媒體和人權團體會定期記錄打工族的苦難：欠薪，危險的工作環(huán)境，惡劣的住宿條件，被非法扣留的護照。但這種記錄在阿聯(lián)酋政府的干預下并非易事。有些非政府組織被禁止在該國開展工作，而國有媒體要小心翼翼地盡量不捋官員的虎須。任何有組織的抗議都會被官方迅速抹煞。站在官方一邊的言論則強調，阿聯(lián)酋仍是海灣諸國最包容好客的地方之一，女性可以自由著裝，非伊斯蘭教的朝拜場所紅紅火火，游客和居民在街面上都很安全。

每年有超過10萬名菲律賓人新加入出國打工的隊伍，在海外做私人保姆或酒店服務員。他們希望就業(yè)的地方有新加坡、香港和海灣地區(qū)。一些有志于此的打工者在政府主辦的培訓機構中學習打理床鋪的手藝。

還有些學員在一家私營機構中用塑料娃娃做練習，準備將來照顧真正的寶寶。

“所有的國際城市都有此類問題，”阿聯(lián)酋退休的政治學教授阿卜杜勒哈利克·阿卜杜拉告訴我，“國際城市都是建立在外籍勞工和廉價勞動力的基礎之上。迪拜集中反映著國際化最好的與最惡劣的影響——好處在于它是一個非常包容的城市，非常自由和開放。但這座城市內部也有很多悲慘、貧窮和剝削。所以你要用哪種眼光來看待它呢？樂觀的還是悲觀的？我傾向于兩面兼顧。”

耶蘇·包蒂斯塔的面孔從阿聯(lián)酋沙迦市傳送到了屏幕上——他在那邊做電工——他的兒子耶蘇·胡利安則在馬尼拉附近，跟母親、弟弟合住一居室的公寓。胡利安九歲了，在他出生后的大部分時間里，對父親的認識都僅限于一名身處6900公里之外的養(yǎng)家者。

要讓由外籍打工族組成的勞動力服服帖帖，阿聯(lián)酋政府最硬的手腕就是遣返威脅：不知感恩的外來工要是在這里攪事，我們會把他們踢回貧寒的老家去。每一個使用進口勞動力的國家都會耍這一手，包括美國在內。而且在迪拜和菲律賓都曾有人跟我強調，人們出國打工都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因為他們已仔細衡量過自己可以看到的各種可能前途，衡量過可以對自己所愛的家人貢獻最多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