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女商人丁書苗因涉嫌行賄罪等被檢方公訴。根據(jù)鐵道部原部長劉志軍案的起訴書，丁書苗行賄金額驚人。

行賄者被司法追究，這種情形似乎并不“普遍”。

“眾所周知，‘行賄’與‘受賄’作為對合性犯罪，是相互依存的。但人們在為貪官受嚴懲而拍手稱快的同時，卻較少有人關注隱蔽在背后的行賄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洪道德為中國青年報記者估算，當前，行賄者受到司法追究的比例，可能僅為受賄者的1%。

有人把這種現(xiàn)象概括為“嚴懲受賄，寬縱行賄”。行賄者為何能頻頻逃出“法網”?

行賄受賄“冰火兩重天”

甘肅華亭原縣委書記任增祿案，安徽蕭縣原縣委書記毋保良案，河南安陽原副市長張勝濤案……盤點近一個月曝光的官員受賄案，一個共性細節(jié)浮出水面：隨著收受賄賂的“主角”鋃鐺入獄，作為“配角”的行賄者去向如何?卻往往不為人知。

而上述案件里的行賄群體，均數(shù)量龐大，卻十分隱蔽。

中國青年報記者梳理發(fā)現(xiàn)，任增祿因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兩罪并罰，已被判處無期徒刑，其受賄金額達991萬元，行賄者竟包括了當?shù)?29名官員，“幾乎完整覆蓋了該縣所有的部門和機關”。

毋保良被檢方起訴，其于10年間總共受賄109起，涉及近300名行賄者，單筆行賄金額最高達900萬元。而行賄者中，既包括從事建筑、房地產、礦產等行業(yè)的數(shù)十名商人，也包括蕭縣縣直機關和鄉(xiāng)鎮(zhèn)干部。

張勝濤背后的“行賄網”，同樣觸目驚心。法院判處其有期徒刑15年，并認定，先后向他行賄的商人達14名，人民幣賄金計825萬元，以取得工程建筑、土地使用、企業(yè)融資等方面的“便利”;同時參與行賄的，還有張勝濤的137名下屬，他們用628.68萬元賄金，試圖換取“職務晉升”的機會。

但受賄者身陷囹圄之后，這些行賄者去了哪兒?

中國青年報記者檢索媒體報道發(fā)現(xiàn)，截至發(fā)稿，盡管起訴書中已明列了姓名及職務，但任增祿案的129名行賄者中，僅4人被治罪，不少“至今還在位”;毋保良案尚未宣判，行賄者是否面臨起訴，目前檢索不到明確消息;張勝濤案的行賄者多達百余名，但記者檢索到“行賄者被判刑”的信息只有一條：2011年底，為承攬工程，被告蔡某因向張勝濤行賄18萬元，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

中國青年報記者隨后致電甘肅、安徽和河南的相關司法部門，但當?shù)胤ㄔ杭皺z察院均未透露打算對行賄者“作何處理”。

另一輿論熱點也耐人尋味：吉林省原副省長田學仁涉嫌受賄案近日開庭，起訴書中，最引人注意的一名行賄者叫岳忠田，曾任吉林市公安局昌邑分局局長，其向田學仁行賄11萬余元，為自己升任吉林市公安局副局長“買幫助”。意外的是，田學仁雖被查處，行賄者岳忠田目前仍在職，并于2010年被提拔為吉林市政法委副書記。

“上述現(xiàn)象絕非個案。當前，行賄者受到司法追究的比例，即使不要求與受賄者達到1:1，1:10也難做到。”洪道德總結，大多數(shù)情況是，行賄者“一窩蜂”地上前行賄，當某個貪官“落馬”后，又“一窩蜂”地全身而退。

有媒體形容，嚴懲受賄又寬縱行賄，“這樣的反腐與開著水龍頭拖地毫無兩樣。”

“污點證人”身份成免罪牌？

“受賄被判，行賄沒事”的現(xiàn)象，已令一些司法人員感到憂心。

今年“兩會”期間，曾任安徽省馬鞍山市金家莊區(qū)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全國人大代表童海寶就撰寫議案，提出“在司法實踐中，大量行賄人不被處罰的問題，影響惡劣，危害很大。”

議案稱“一個巴掌拍不響”，有受賄必有行賄，甚至有國家將行賄稱為“積極腐敗”，稱受賄為“消極腐敗”。“但是，在我國《刑法》中，行賄和受賄不僅不同罪、不同罰，而且行賄罪與受賄罪在處罰上也極不對稱，可謂‘陰陽兩地’、‘一生—死’。”

我國《刑法》規(guī)定，受賄罪以5000元為起刑點，個人受賄數(shù)額在10萬元以上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死刑。索賄的從重處罰。

根據(jù)《刑法》及后續(xù)司法解釋，行賄罪則以1萬元為起刑點，“頂格刑”是無期徒刑，并且必須滿足“為謀取不正當利益”這個限制條件。《刑法》第390條還規(guī)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只讓受賄者坐“云霄飛車”的危害不言而喻。

從赤裸裸地送錢送物，到安排出國旅游、子女留學乃至情色服務，行賄者的手段花樣百出，對官員隊伍和社會公平的“腐蝕”作用明顯。最高人民檢察院職務犯罪預防廳廳長宋寒松曾向媒體表示，賄賂犯罪對社會的傷害遠遠超過了貪污。“如果這種行為蔓延成風，大家都認為不花錢辦不了事，公務人員即使履行法定職責，也收禮收得心安理得，都‘不給錢不辦事’、‘給了錢亂辦事’的話，那么，提高整個社會的誠信水平、道德素質，將成為一句空話。”

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總局新任局長徐進輝，近日更撰文明確表示，遏制腐敗，須嚴懲行賄犯罪。

“行賄行為增加的后果，絕非單一的受賄犯罪相應的增加。”文章說，“很多案例證明，挪用公款、濫用職權、徇私枉法、徇私舞弊等犯罪，也都會相應增加，因為這些犯罪背后的真正驅動力，都與特定利益相關。”

資料顯示，近年最高檢公布實施《關于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工作的規(guī)定》之后，投標、采購領域查的行賄者最多。老百姓深惡痛絕的“豆腐渣”工程、“天價政府采購”、食品變“毒品”等現(xiàn)象，一部分就與行賄、受賄直接相關。

為什么行賄者可以頻頻逃離“法網”?徐進輝認為，除了立法規(guī)定存在缺陷外，最大癥結在于“賄賂犯罪隱蔽性強，偵查人員發(fā)現(xiàn)和證明犯罪，主要依靠行賄、受賄雙方的供述”。

“僅從立法來看，行賄者和受賄者就有四個方面‘不對等’：行賄罪的起刑金額遠大于受賄罪，而一個受賄人可以有很多行賄人，賄金‘攤薄’之后，也許就夠不上行賄罪了。”洪道德總結，“此外，法律規(guī)定，被‘索賄’的行賄人，如果沒有獲取不正當利益，不算行賄;如果行賄者能主動揭發(fā)犯罪，還能獲得寬大處理。”

行賄者“污點證人”身份的擋罪作用，則是受訪專家一致認定的主因。

宋寒松廳長曾分析，賄賂犯罪基本上都是“一對一”進行的，雙方大多具有共同利益，又非常隱蔽，如果行賄者矢口否認，檢察機關的偵辦難度可想而知。“大多數(shù)案件的偵查，都是從行賄人入手突破的。既然行賄人配合了辦案機關，那么，從寬從輕甚至不處罰，也就理所當然了。”據(jù)徐進輝局長介紹，這已然成為一種偵查賄賂犯罪特有的策略。

徐進輝進一步撰文介紹，有的司法機關還利用行賄人怕受到處罰的心理，將罰沒“不正當利益”作為與行賄人應受的刑罰進行交易的條件，只要行賄人無條件將獲取的不正當利益全額或部分交給辦案機關，就免除其刑罰。

“當然，這也與輿論相關。”成都理工大學廉政與社會發(fā)展研究所副所長肖云忠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補充分析，一般而言，受賄者是“手握重權”的官員，行賄者往往是“期待從權力手中獲得利益的人”，有的只是平頭百姓或小官員。“社會關注度不高，當可追究可不追究時，司法機關的追究壓力就小。”

嚴懲行賄從“提高刑偵技術”起步

探究貪官的墮落經歷，不難發(fā)現(xiàn)，不少官員的“墮落”，都經歷了從最初受賄的膽戰(zhàn)心驚，到面不改色，再到主動索賄的歷程。其中，行賄者的作用不容忽視。

有人認為，行賄者也是被逼無奈。但童海寶認為，行賄者不是天生的“受害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行賄者多是自愿的“尋租者”，是“加害人”，是不達目的不罷休、專叮“有裂縫之蛋”的“蒼蠅”。

幾乎無人反對，抓行賄受賄犯罪須“兩手都要硬”。但一個困局是：若對行賄者和受賄者“齊抓共治”，會不會讓二者的“利益共同體”關系更加緊密?而一旦沒有了行賄者的配合，對貪官受賄的查處是否將大大受阻?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任建明看來，要嚴懲行賄犯罪，首先要破除部分刑偵人員在調查賄賂犯罪時的“口供依賴癥”。

“在偵查賄賂犯罪的過程中，由于調查官員的授權不充分，很難獲得相關證據(jù)，很大程度上仍然要依賴‘證人證言’。”任建明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因此，行賄者的揭發(fā)才能成為破案關鍵。”他認為，對口供的過分依賴，使行賄者有了跟司法機關“討價還價”的資本，偵查技術的進步和偵查能力的提高，才能讓這一“資本”逐步消解。

徐進輝則在文章中指出，刑罰的確定性、嚴厲性和及時性，是公認的刑罰威懾效應形成的三個必要條件，有必要針對行賄犯罪“改進刑罰”。

“行賄受賄應該一樣嚴懲，當前《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行賄罪的量刑仍然較輕，應該提升。”肖云忠表示，增加行賄者的違法代價，可以從源頭上震懾賄賂犯罪，降低部分官員被腐蝕的幾率。

“在認定一個行賄者涉案金額的時候，不能只計算他對一個受賄者的行賄，應該考慮累加。”洪道德補充道，這樣可以封堵部分行賄者“小賄不斷，大賄難抓”的局面。

據(jù)記者了解，由全國檢察機關開展的行賄者“黑名單”制度，也正在全國鋪開。

這項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工作始于2006年1月，“黑名單”中匯集了被法院判決行賄罪成立的個人和企業(yè)，有需要的人，都可以通過檢察機關查詢、錄入行賄犯罪信息。截至今年3月，有的地區(qū)已將行賄記錄查詢作為招標投標、行政審批、資金撥付、組織人事、行政執(zhí)法等的“必經程序”，一旦發(fā)現(xiàn)有企業(yè)、個人等被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系統(tǒng)記錄在案，相關部門就要作嚴肅處理。

自此，行賄“污點”成了影響行賄者信用的一環(huán)。據(jù)統(tǒng)計，2012年1月至12月，有關部門和單位對經查詢有行賄犯罪記錄的625家單位、1253名個人作了處置。

(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