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報道：沒有主觀惡意的輕微犯罪，或積極賠償獲得被害人諒解的犯罪，可以和解從寬處理。在鄭州舉辦的全國刑法學術年會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說，要積極實踐刑事和解制度，并作為特別程序規(guī)定在法律里。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新增“刑事和解程序”，并做專章規(guī)定，預計今年12月出臺。

不少人對此表示擔心：會不會出現“花錢買刑”的情況?對此，湘潭大學刑訴專家胡之芳認為，如果刑事和解把握得不好，制度設計不科學不嚴謹的話，未嘗不會出現花錢買刑的情況。而要避免這一妨害司法公正的情況發(fā)生，要在訴訟制度設計上更加明確刑事和解案件的適用標準，并且增強案件審理的透明度。本報記者陳文嘉 報道

什么是刑事和解？

和解并不必然導致免予起訴

胡之芳認為，和解指的是被告人與被害人之間的和解，在刑事訴訟中，和解一般由最高人民檢察院來主持進行。被害人與被告人之間，如果以賠償、悔罪的形式達成了一定的諒解以后，在此基礎上，司法機關對案件的處理，采取一種輕緩化的處理方式，這種處理方式就是刑事和解。

和解之后，被告人就一定可以免予起訴嗎?是不是意味著案件的結束呢?胡之芳說，和解之后，并不意味著這個案件就到此結束了。刑事和解只是一種案件的解決方式，意味著案件的從寬處理方式，不是百分之百結束案件。

“當然，也有免予起訴的情況。”胡之芳說，“針對個案的性質、情節(jié)、影響、后果的綜合考慮，如果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條件，比如情節(jié)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當事人雙方達成諒解的，也有可能做出不起訴的決定，但是并不是必然的。”

張軍舉了個典型案例：遼寧的一個父親，為讓孩子考上大學，買了輛自行車，但還沒送到孩子手里就丟了。因擔心無法兌現承諾，他就偷了一輛，很快被抓。民警得知這一情況后，不但沒有立案拘留，還湊錢給他買了一輛新自行車，最后只作出簡單的行政處罰。“因沒有主觀惡性，只是特定情況下偶爾犯了輕罪。”張軍說。

如何界定“花錢賠償”與“花錢買刑”？

刑事和解必須得到司法機關確認

如何界定被告人與被害人在庭外花錢賠償與花錢買刑的區(qū)別?胡之芳稱，被告人與受害人和解，關鍵是要得到認可，認可以后，如果說被告人確實是花了錢去賠償，而且是真的得到了被害人的諒解了，那么作為檢察官而言，也只能將此作為處理案件時考慮的因素之一，得確認二者之間確實不是一方受到壓制、恐嚇的情形，才接受賠償的。“和解并非指雙方當事人認定和解就和解了，刑事案件并非是個人利益得到侵害的問題，侵害的對象是社會關系，這時必須要國家機關、公權力來進行追訴、介入。”胡之芳補充道，“一旦出現這種情況也應當是當事人和解以后由專門機關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后確認他們之間是自愿、合法的，不是一些不合常情的交易，在這基礎之上，他們達成刑事和解協議，然后才會將此當成一個因素考慮后面案件的處理。”但有時被害人和嫌疑人確實是通過金錢交易、私了的，不去報案，胡之芳認為這種做法就是花錢買刑，完全非法，任何人見到這種情況都有權利去舉報，報案。如果發(fā)現有這種情況，偵察機關必須主動介入，去審查符不符合刑事立案的條件。

如何避免“花錢買刑”情況？

避免花錢買刑，應增強案件審理透明度

應當如何避免“花錢買刑”的情況?胡之芳說，若要避免這種情況，首先應當在制度設計上考慮得更周全一些，通過一些具體的制度設計、程序設計避免出現這樣的情況。比如，哪些案件可以和解，哪些案件不能夠和解，要進一步明確，不能超過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現在刑事訴訟法的和解情形并不是適用于所有案件。”她說。

此外，達成刑事和解的，是否可以從輕的處罰呢?如果不從輕，適用于什么樣的刑罰?從輕又適用于什么樣的刑罰?胡之芳表示，這些應當確立一個說理的機制來向公眾解答這些疑問。比如這個案件為什么會導致一個從輕的判決?要說清楚，要給公眾一個一目了然的解釋。讓公眾知道二者和解的情況，被告人與被追訴人采取的具體的方式來表達他的悔意，悔罪之心、歉意，這都是有外在表現的。胡之芳說，在審判適用于刑事和解案件的過程中，應當增加透明度，“如果能夠看到完整的、詳細的，邏輯性很強的判決書，公眾自然會認可此判決的公正，不會去‘胡思亂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