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琪

  很高興能來家鄉(xiāng)參加首屆漢文化論壇。舉辦首屆論壇，自然包含有一個任務，就是要把漢文化與徐州的關(guān)系講清楚，特別是把徐州對漢文化形成和發(fā)展的貢獻講清楚。

  借此機會，我把平時學習省內(nèi)外特別是徐州本土專家學者研究成果所形成的心得梳理出來，概括成徐州對漢文化形成發(fā)展的“六大貢獻”——

  軸心時代的原創(chuàng)之功

  先秦文化的復興之功

  文化江山的統(tǒng)合之功

  儒釋道早期匯通之功

  大漢氣象的文創(chuàng)之功

  大漢文化的弘揚之功

  軸心時代的原創(chuàng)之功

  漢文化之所以成為中華文化的正根正脈，是因為其上承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和諸子百家“軸心時代”的文化根脈，下啟兩千多年的中華文化道統(tǒng)。這里講的“軸心時代”就是“世界級”文明對話的第一級平臺，徐州要建世界級漢文化傳承和旅游目的地，就應當站上這個文明對話平臺。

  江蘇師大原黨委書記徐放鳴教授曾有過世界文明軸心時代的徐州的專門論述。令人驕傲的是，在這個“軸心時代”，中國沒有缺席，徐州沒有缺席。

  打開地圖，以徐州為中心的200平方公里范圍之內(nèi)，老子、孔子、墨子、莊子、孟子、荀子等諸子百家代表人物都活躍其中。

  根據(jù)南大鄒旭光教授、江蘇師大王健教授、徐州文史專家田秉鍔先生等考證，老子先后兩次入沛，一次是求學于商容時入沛，一次是歸隱入沛，前后幾十年的時間，形成了沛老子學派。這個學派在中國歷史發(fā)展中產(chǎn)生過重要影響。從《莊子》所記述的楊朱拜見老子的行跡中，可以認為老子西行就是從沛縣出發(fā)的。由此，也有理由認為老子在函谷關(guān)所寫的《道德經(jīng)》是隱于沛時孕育的。

  老子居沛期間最偉大的事件發(fā)生在公元前501年，“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道家、儒家兩大學派代表人物聚首，拉開了諸子百家時代的大幕。兩千多年前儒道互補，如影隨形，構(gòu)成中國文化精神的根本特征，發(fā)端就在這里。

  孔子不僅向老子學禮問道，而且到呂梁觀洪悟道，向徐偃王學仁立道，推崇彭祖，“竊比于我老彭”。禮是先王之道，洪是自然之道，老子之道形成于沛，徐文化和彭祖文化都是徐州的祖根文化。

  還有子思過宋，在彭城作《中庸》，孟子在彭城道性善，荀子在彭城東北百里蘭陵集大成。江蘇師大趙明奇教授研究，孔子的諸多弟子曾先后在徐州一帶任職傳學。

  可見，老子思想成于徐州，孔子思想長于徐州，儒道后學發(fā)揚光大于徐州。徐州及周邊地區(qū)不僅是“軸心時代”的中華文化搖籃，而且是道家思想的原創(chuàng)區(qū)、儒家思想的成長區(qū)、諸子思想的融匯區(qū)，從而成為大漢文化的源頭和發(fā)祥地。

  先秦文化的復興之功

  人們常說四大文明除了中華文明外，古巴比倫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都中斷了。其實，秦漢之際，華夏文明也曾命懸一線。

  秦漢之際文化曾遭遇兩次重大劫難。一次是秦始皇焚書坑儒，史稱“秦火”。第二次是項羽火燒咸陽秦宮，“大火三月不絕”。

  在此之前，蕭何隨高祖先入咸陽，直奔丞相府和御史寺，收繳了秦朝的律令圖籍，按理說這其中應當包含先秦文化典籍，可后繼史實表明并非如此。究竟是秦宮藏書原本缺失，是蕭何因未到秦宮圖書館而有重大遺漏，還是“楚人一炬，可憐焦土”？今已無從查考。

  復興先秦文化，歷程極為艱辛，貫穿兩漢，重在西漢。這期間，徐州人居功甚偉。漢興，分封于徐州一帶的楚王國轄域廣大，有彭城、東海、薛等三郡36縣，東臨大海，西望鹿邑，南界淮水，北包曲阜，政治和文化地位很高。當時產(chǎn)生了一批儒學大師，其中貢獻最大的，非劉交及其世孫劉向、劉歆莫屬。

  劉交的文化功績初步歸納有三：

  一是率先垂范，傳承《詩》學。楚元王劉交好《詩》，曾為之作傳注，號稱《元王詩》。他在彭城組建了一個以《詩》為主的學習團體，催生了申公詩、元王詩兩個流派。

  二是舉賢任能、醇厚儒風。劉交為“文信君”時，將浮丘伯引薦給高祖劉邦。封為楚王后，委任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齊聚彭城。劉交在位二十三年，儒學昌盛，人才輩出，使楚國成為“儒學核心地區(qū)，文化最為發(fā)達”，為先秦文化復興建立了一個基地，輸送了一批中堅力量。

  三是詩禮傳家，無出其右。劉交開創(chuàng)了一個幾乎與西漢政權(quán)相始終的儒學世家。劉向、劉歆父子先后領(lǐng)校天祿閣，整理古籍幾萬卷，編《別錄》，著《七略》，為漢代學術(shù)作出了“集大成”的貢獻。劉交世家光耀西漢，輝映千年，賢才輩出，無與倫比。

  如果沒有漢代朝野的不懈努力，特別是劉向、劉歆等人的�？笔斑z，我們今天就難以看到先秦諸子百家著述。今天能拿到手的先秦文化典籍都是再復原再整理的產(chǎn)物。漢代對先秦文化的復興是在廢墟上建立的，這是中華文化的“新基建”和重整旗鼓后的再出發(fā)。    

  文化江山的統(tǒng)合之功

  秦國以強力統(tǒng)一中國，“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按理說我們應叫秦人、秦字、秦文化，可為什么現(xiàn)在我們叫漢人、漢字、漢文化？要害就在秦勝于武而失于文，實現(xiàn)了軍事上、政治上的江山一統(tǒng)，沒有完成文化上、精神上的江山一統(tǒng)。

  回顧秦人奮起歷程，從其祖先被周武王流放算起，秦人追夢900年；從秦襄公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被封為諸侯算起，歷時550年；從秦孝公變法圖強算起，“奮六世之余烈”，也有140年。然而，可憐秦帝國僅存世15年。劉邦以布衣亡秦滅楚，到建漢立國僅用7年，兩漢享國407年。這種巨大的反差引人深思，漢朝究竟做對了什么？

  先看劉邦的兩大轉(zhuǎn)變。一是由“馬上得天下”到“文武并用治天下”的轉(zhuǎn)變。劉邦讓陸賈著書言成敗興亡之道，得《新語》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劉邦又讓叔孫通制定禮儀制度，感慨“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陸賈、叔孫通分別從理論和實踐上促成了劉邦治國方略的轉(zhuǎn)變。

  二是由學儒、厭儒到尊儒的轉(zhuǎn)變。據(jù)田秉鍔先生研究，劉邦自幼與盧綰同學《書》，及壯，游學大梁，“從張耳游”。張耳是戰(zhàn)國末期名士，戰(zhàn)國四公子之首信陵君魏無忌的門客。劉邦學有所成，方能“試為吏，為泗水亭長”。也因當秦吏，行秦法，“不喜儒生”，實為時代影響所致。

  后來，劉邦不僅摒棄了對儒生的偏見，還干了一件尊儒的大事。《漢書·高帝紀》：“（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劉邦為皇帝祭孔第一人，而且是用祭天地的大禮，讓孔子在逝世285年后完成了生前的夢想，儒家學說由此得到了歷代帝王的推崇。劉邦為中國人拜請了一位常伴身邊兩千多年的老師，開世代尊儒之先河。

  再看劉邦后代幾位皇帝的繼往開來。漢惠帝劉盈廢除“挾書令”，使長期受到壓抑的儒家思想和其他思想活躍起來。漢文帝劉恒設《尚書》《論語》及傳記博士70多人，漢景帝劉啟又增加了《詩經(jīng)》博士。到漢武帝劉徹時實現(xiàn)了質(zhì)的飛躍，推明孔氏、表彰六經(jīng)，增置博士，興起太學，使儒學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核心價值，五經(jīng)成為國家教材和全民讀物。

  三看重新審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問題。“獨尊儒術(shù)”在清末民初易白沙《孔子評議》中首次出現(xiàn)，古代從無此言。易氏1913年到日本，1916年在《新青年》發(fā)表《孔子評議》，是新文化運動中第一個出來批判尊孔讀經(jīng)的人，明顯受到日本脫亞入歐和當時求亡圖存的影響，既批孔，又批漢，激憤之語，偏離史實，值得商榷。

  漢武帝推行的儒學是新儒學，融合了黃老、刑名、陰陽之學和大一統(tǒng)、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等思想，在固本培元、挺拔主干的基礎上，實現(xiàn)了儒、道、法等學說的有機融合，改變了春秋戰(zhàn)國時代“道術(shù)將為天下裂”的思想混亂局面，改秦之弊，復歸大道，重構(gòu)了文化傳統(tǒng)，適應了社會轉(zhuǎn)型的需要，從而完成了文化江山的統(tǒng)合大業(yè)，真正做到了“六合同風，九州共貫”（《漢書·王吉傳》）。

  考察史實，漢武帝的實際做法應當叫做“主尊儒術(shù)，統(tǒng)合百家”。所謂“抑黜”或“罷黜”百家，只是對儒家之外的諸子百家有選擇地吸收融合，不使其與占主導地位的核心價值異道而行，不將其作為官方統(tǒng)治思想而并列推行，但并未像秦朝那樣獨尊法術(shù)、以吏為師、焚禁百家，故諸子百家在漢代并未“絕其道”。漢武帝本人就曾廣開獻書之路，興建了皇家圖書館。劉安聚門客于淮南，撰成以道家思想為中心的學術(shù)巨著《淮南子》，流傳至今。劉向、劉歆父子整理群書，分為六類，即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shù)數(shù)、方技，絕非只取儒家經(jīng)典，而是全面整理先秦典籍，并著力構(gòu)建完整統(tǒng)一的思想文化體系。

  試想，如果沒有始于劉邦、成于劉徹的主尊儒術(shù)、統(tǒng)合百家、固本培元、挺拔主干，中華文化如何經(jīng)受佛教文化的沖擊？如何同化逐鹿中原的其他游牧民族的文化？

  諸子百家本來就是“大爭之世”止亂歸一的立言獻策，從來沒有也不可能被同時同等地采用，從荀子開始已在集成整合之中。從劉邦到劉徹“主尊儒術(shù)”做對了，因為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致力于傳承先王之道，大漢為中華文脈綿延五千年立了大功。

  今天，我們應當深入研究借鑒大漢“固本培元、挺拔主干”的成功經(jīng)驗，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性的發(fā)展，絕不能自斷其根、自塞其源。

  儒釋道早期匯通之功

  如果說西漢在文化統(tǒng)合上完成了儒道法的“小三通”，東漢又遇到了儒釋道“大三通”的新問題。佛教傳入是外來文化對華夏文化的第一次巨大沖擊，是華夏文明第一次遭遇到強勁的思想對手。

  徐州那時正處在儒釋道早期碰撞的交匯點上，首當其沖，不僅沒有規(guī)避，而且擔當了應對新挑戰(zhàn)的重要角色，成為形成主導傳統(tǒng)中國文化基本格局和中國人精神基本結(jié)構(gòu)進程的始發(fā)地之一，在中國文化發(fā)展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當然，儒釋道早期在徐州“匯”多“通”少，真正的“通”要到唐宋。

  儒釋道早期匯通發(fā)生在徐州絕不是偶然。從人文地理的角度看，可以講不是高峰不論劍、不是大淵不匯流。徐州是老子、孔子兩大文化高峰聚首之地，是道家思想和黃老哲學的策源地，也是儒學重鎮(zhèn)和經(jīng)學中心之一，這里有思想交鋒的文化熱土和人才儲備。

  東漢初期，楚王劉英“尚浮屠”正是從喜好黃老開始的。范曄《后漢書·光武十王列傳》收錄了漢明帝給劉英的一道詔書，使劉英成為諸侯國里第一個崇尚佛教學說的國王，也使彭城成為有文字記載的中國最早佛寺誕生地。劉英還在彭城組建了中國第一個佛教團體，使彭城成為佛教立足和傳播的一個中心。

  東漢末年，下邳國成為當時佛教傳播規(guī)模宏大、氛圍濃厚的地區(qū)之一。據(jù)江蘇師大趙明奇教授研究，東漢時期，徐州人還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創(chuàng)立道教，徐州也因而成為道教的祖庭。此后，這一中國本土宗教世代相傳，張道陵及其后人傳承六十五代而不替，“南張北孔”并譽，儒釋道三足鼎立。

  儒釋道早期在徐州匯通，是大漢帝國拓疆萬里、鑿通西域、打通河西走廊、開辟陸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開放交流的必然結(jié)果。從此，大漢文化開辟了新境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別開了新生面，中國人逐漸有了與自給自足的農(nóng)耕文明相匹配的、自圓自洽的文化架構(gòu)和精神結(jié)構(gòu)，心靈得到安頓，歷時近兩千年。

  大漢氣象的文創(chuàng)之功

  劉邦的一曲大風歌，唱出了大漢王朝的千古風流，開啟了兩漢風云的萬千氣象。大漢氣象的開拓，不僅有徐州軍功集團的赫赫武功，而且有徐州文化軍團的卓越創(chuàng)造。從“一代有一代之文”的高度來看，應當突出以下三個重點：

  先看“一代之學術(shù)”。經(jīng)學，始于孔子，興于兩漢，蔚為大觀，彪炳后世，是漢代“一代之學術(shù)”的代表。初步統(tǒng)計，在漢廷專設博士的“五經(jīng)”十六家今文經(jīng)學派中，徐籍和徐地學者占到1/4。在可考的百人左右的西漢博士中，徐籍學者占比超過10%。漢代各經(jīng)學流派中，目前可考的徐籍學者達60余人。大批徐州學者成為經(jīng)邦治國的棟梁之才，為帝王師和位列三公者近20人，而官九卿郡國守相者更是為數(shù)眾多。

  再看“一代之文學”。漢賦，文逐漢土之廣大豐饒，辭騁漢帝之文治武功，盛極一時，流波千載，是漢代“一代之文學”的代表�！稘h書·藝文志》錄賦1004篇，其中徐州有賦137篇，約占1/7。另有劉歆賦3篇。陸賈以賦抒發(fā)情志，為徐州地區(qū)漢賦創(chuàng)作揭開了序幕。枚乘在楚都彭城看望楚元王太子辟非時創(chuàng)作的《七發(fā)》，則拉開了由騷體賦向漢大賦轉(zhuǎn)變的序幕。漢時楚國文學雖未能比肩經(jīng)學之突出影響，但在漢賦的創(chuàng)作上也曾一度引領(lǐng)全國。

  三看“一代之藝術(shù)”。漢畫像，藝術(shù)之絕唱，無字之史詩，古樸渾厚，壯闊博大，是漢代“一代之藝術(shù)”的代表。據(jù)江蘇師大朱存明教授研究，漢畫像把天地間的生和死、陽和陰、美和丑、尋常和怪誕都匯在一個世界里，天地人神、道儒釋俗都在此離聚分合，蘊含著漢民族文化的原型結(jié)構(gòu)，升騰著大漢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映射出大漢的特有審美和無窮魅力，是中國藝術(shù)的真正源頭，也是徐州人久遠的光榮與夢想。   

  大漢文化的弘揚之功

  徐州人不僅是大漢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貢獻者，也是大漢文化的踐行者、弘揚者。漢興之后，徐州人的“興道”之功主要是“東學西傳”。更可貴的是，漢衰之后，徐州人依然執(zhí)著“行道”，為弘揚、傳播大漢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歷三國、西晉、南北朝，近四百年。徐州先遭曹操屠城，后歷西晉“八王之亂”，遂有“衣冠南渡，徐風過江”，在提升南土、奠基盛唐過程中功莫大焉。

  如果說以劉裕為代表的徐州軍功集團將大漢雄風南傳，對江南安定繁榮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那么在大漢文化存亡絕續(xù)之際，徐籍文士團也為“北學南傳”、促進南朝文化崛起作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

  劉義慶是元嘉文壇的翹楚，宋武帝劉裕的侄子，楚元王劉交后裔。他主編的《世說新語》是中國“筆記小說”的開山之作，對后世產(chǎn)生重要影響。

  劉孝綽，彭城人，南朝梁文壇領(lǐng)袖，是幫助昭明太子編纂《昭明文選》的主要編纂者。《梁書》評劉孝綽家族:“孝綽兄弟及群從諸子侄，當時有七十人并能屬文，近古未有之也。”

  此外，中國第一部佛典目錄學著作的作者僧祐是徐州下邳人，他所著《弘明集》保存了東漢末年至南朝梁時的言佛論文。

  說了南朝，再看北朝。劉芳，彭城人，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禮義學家，楚元王劉交后裔。因其父在南朝宋皇室爭斗中被殺，隨母逃出彭城，流浪北國，自學成才，躋身北魏大臣，深受孝文帝器重。

  還要特別關(guān)注的是，孝文帝對徐州學僧極為欽慕，盛邀曇度、道登、慧紀等北上平城(今山西大同)，授予尊號，大開講席。從此徐州僧團入主云岡，促成了太和十三年(489)以后云岡石窟造像主體風格的漢化。徐州學僧和一批能工巧匠在云岡石窟的建設，以及隨孝文帝遷都洛陽，都對龍門石窟的建造產(chǎn)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響，北魏情懷與盛唐文明由此拾級而上，登峰造極�？梢哉f，我國這兩大世界文化遺產(chǎn)和雕塑藝術(shù)高峰，都凝結(jié)著徐州人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

  唱不夠大漢頌歌，數(shù)不盡徐州貢獻。漢文化是大漢君臣朝野承前啟后的共同創(chuàng)造，這里只是對徐州貢獻的初步探討。上述“六大貢獻”或曰“六大功績”能否立得住，還請大家批評指正。

  （本文據(jù)江蘇省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wèi)委主任周琪在10月17日首屆漢文化論壇的演講錄音和講稿綜合整理而成。）

  總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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