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從事國際教育服務多年的人，看到潘石屹、張欣夫婦給哈佛大學捐贈1500萬美元的消息，我的第一反應是：“潘公子”進哈佛“妥妥的”。第二個反應是：不會找罵吧？正好有學生問我申請獎學金的事，于是我的第三個反應出來了：這下好了，優(yōu)秀的中國學生就讀世界頂尖名校的機會提高了！最后一個反應是，中國大學及其官方校友會又要開始反思了。彼時，我并沒有細看潘石屹、張欣夫婦到底跟哈佛等一眾名校都談了啥，也不覺得有多么值得關注，有錢捐，終歸對學生是好事。

　　接下來幾天，媒體的評論開始發(fā)酵，微博、微信朋友圈的大量刷屏轉發(fā)，使得我不得不更多關注該事件及其背后體現的社會心態(tài)。針對此事，輿論大體的反應有兩種：一種認為，潘石屹、張欣夫婦在中國掙了錢，不捐國內貧困學生和中國大學，反而捐給美國大學，實在不妥。另外一種則認為，不宜以意識形態(tài)或道德去綁架慈善，行善者有自己選擇的權利。當然，輿論的反應自然也會聯系到中國高校獲捐不理想的狀況和原因上去。

　　對于上述議論，張欣女士回應，“SOHO中國助學金”計劃共捐助1億美元，用于資助在世界一流大學攻讀本科的中國貧困學生且定義了貧困的標準，哈佛大學只是捐助第一站，接下來還有耶魯大學，以及張欣女士的母校英國劍橋大學等。然而，張欣女士解釋之后，許多人仍有疑問：國內高校也有貧困的優(yōu)秀學生啊，為什么不捐助他們呢？

　　這些年，出國留學的人越來越多，人們心中仿佛有種定見——出國留學的都是不需要資助的“富二代”。事實上，“留學富二代”的概念被濫用，不利于人們以平常心去理解和溝通。比如哈佛大學每年招收的中國本科學生不到10人，媒體報道過的中國入讀學生并非都是所謂的“富二代”。而就讀哈佛大學的花費相當高昂，各種開銷下來每年至少6萬美元。即使哈佛大學的各種獎學金和校內外經濟資助多種多樣，對于多數入讀哈佛大學的中國普通家庭學生而言，留學開銷也絕非輕松的事情。

　　因此，簡單地質疑富人不捐款給中國高校，是值得探討的。中國大學的基金會已經起步20來年了，但仍處于起步階段，缺少中長期募捐計劃，尚集中于校慶等突擊形式。據不完全統(tǒng)計，目前在民政部門正式注冊的高校教育基金會已超過100家，“985”“211”高校大多成立了教育基金會。除北大、清華、廈大、浙大等少數高校基金會募集到較多資金外，大多數高校基金會的資金規(guī)模仍然很小。最近幾年的一些公益丑聞，也使得社會各界特別是大學校友開始關心高�；�金會的監(jiān)管問題。

　　只要是世界級的大學都可能培養(yǎng)出精英領導者。如果只是把眼光放在國內，我們可以討論如何提高農村學生就讀北大清華等名校的比例。把世界想得大一點，我們便可以討論一下如何讓想都不敢想去哈佛的優(yōu)秀學生有一個進哈佛的機會。這便是“SOHO中國助學金”可能給那些志存高遠但是財力不足的學生一個真實的希望。稍顯酸楚的是，這里所指的財力甚至可能是準備必要的考試和完成申請程序的開支。所幸，只要被錄取，就有了希望。

　　儒家有“仁主于愛，愛莫大于愛親”的說法，大意是說施行仁義應該由近及遠、由親及疏。只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才培養(yǎng)的土壤不應該只局限在國內，也不宜僅僅停留在意識形態(tài)層面和國別界限去審視教育捐贈。如果中國未來的精英出自哈佛、耶魯等世界名校，就像上世紀初期那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