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jīng)》記者曲艷麗/文

在2015杜克國際金融論壇上，中國資本市場的初創(chuàng)者之一、原中投總經(jīng)理高西慶接受了《財經(jīng)》記者的專訪，暢談對資本市場建設(shè)的看法，他一向堅持的對資源配置的市場化觀點貫穿了采訪的始終。

退休后的高西慶精神奕奕、體魄健壯，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教育上，2014年7月，他加盟清華大學法學院擔任全職教授。

作為杜克大學1986屆法學博士畢業(yè)生，高西慶對母校懷有很深的感情，對記者稱杜克大學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大學之一。高西慶是杜克大學校董會唯一的外國校董，他也參與了昆山杜克大學的建設(shè)。

談到正在修訂的《證券法》，高西慶表示，想要從政府主導的市場變過來，把審批從證監(jiān)會下放到交易所，這樣已經(jīng)是進了一大步，離市場更近了。但是光這一點是不夠的，關(guān)鍵在于交易所是怎樣管。

證券法修訂

記者：目前證券法的框架已修訂好，其中包含了一些比較大的改革，如注冊制，你怎么看這部證券法修訂的意義？

高西慶：進步很大，注冊制是最大的進步。注冊制在運行中，細節(jié)如何鋪陳，還需要很多時間。想要從政府主導的市場轉(zhuǎn)變過來，把審批從證監(jiān)會下放到交易所，這樣已經(jīng)是進了一大步，離市場更近了。但是光這一點是不夠的，關(guān)鍵在于交易所怎樣管理。如果交易所仍然用非市場化的行政方式管理、如果交易市場的管理人員任命仍然沿用行政標準，那么這個市場的基本價值取向就與十八大的以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精神有很大差別了。而證監(jiān)會把自己的資源配置職能放出去后，證監(jiān)會的最大職能是什么呢？就是“抓壞人”。如果它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這上面，那市場的秩序就會好很多。對市場來說，這幾乎是一個天翻地覆的進步。

記者：審批權(quán)下放交易所后，交易所會成立一個專門的委員會，您覺得應該怎么設(shè)置比較合理？

高西慶：香港交易所上市委員會的設(shè)置是很值得借鑒的，我曾經(jīng)在那兒當過兩年委員。交易所有一個上市科，相當于上市委員會的常設(shè)秘書班子；而上市委員會都是由市場人士組成。我當時是中銀國際的總裁，算是來自投行領(lǐng)域的兩名代表之一，委員會里還有幾位資深的律師和會計師，以及各行各業(yè)比較資深、有經(jīng)驗的人。這些人都是義務勞動，一分錢不拿，還要受很多限制，每周開兩次會，周二周四下午四點開始，通常開到很晚，有時候甚至開到半夜以后。我那時上一次會要看的資料，像上千頁的大厚本，少的時候一兩本，多的時候四五本。雖然很辛苦，但大家都覺得很值得，因為這是一項要求高度專業(yè)、有高度道德約束、同時又為全社會做貢獻的職責。

資本市場

記者：最近A股成為全社會最熱的話題之一，您如何看待資本市場的現(xiàn)狀？

高西慶：目前資本市場急功近利得太厲害。特別著急賺錢的人，除非運氣極好，多數(shù)情況下賺不了大錢。

我每次向巴菲特老先生請教時就特別有體會，巴菲特說的話是最淺顯易懂的、一聽就明白，是所有人都知道的道理，但為什么巴菲特在賺錢而有的人卻不賺錢？因為雖然大家都明白同一個道理，但是大多數(shù)人都執(zhí)行不了。巴菲特從1953年開始投資，歷史上有三次凈值跌到一半以下，而中國今天的投資人，可能10%－20%虧損時就割肉了。

巴菲特最知名的投資，例如可口可樂等，都是持有很多年，他的投資基于對公司基本面的高度熟悉和深刻了解，把所有的文件、公開信息都研究得很透，而非聽別人一說哪個公司好，就趕緊去試著買一點，這就是為什么當股價掉下去時，別人都跑了，他還能拿得住。

美國曾經(jīng)有過行為科學方面的研究：在高速公路堵車時，所有為了急著往前走而不斷換道的人，多數(shù)情況下最后到達的時間都比一直在一條道上的人要晚。

記者：大家會拿這個市場去類比2007年那個大牛市，您怎么看這次上漲背后的原因，其中是否存在泡沫？

高西慶： 如果充分允許市場化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市場會有波動，但不會大到我們市場上經(jīng)常碰到的這種程度，市場巨大的漲跌幅，多數(shù)情況都發(fā)生在新興市場里。2008年美國市場掉下去，比全世界任何市場都要嚴重，而今天回過頭看，市場回去得比誰都快，現(xiàn)在比誰都平穩(wěn)。而過多的用政府干預的方式來解決市場問題，無非延遲了市場基本面修正的動力，最終還是阻止不了進一步的下行。政府有時候也不得不對市場進行干預，但這時政府應該是通過一些事先制定的、明示的規(guī)則去公平地執(zhí)行，而盡量避免由于對市場的干預而使某一些集團得利的情形。

記者：市場很多傳言，稱資本市場要為國企改革服務，這種說法是否恰當？

高西慶：資本市場是為整個國家、全民利益服務的，這其中當然也包括為國企改革服務。但是作為監(jiān)管機構(gòu)，這個不是它的主要任務。資本市場本身的監(jiān)管體系里，政府要把自己的職責弄清楚。監(jiān)管機構(gòu)的主要任務是“抓壞人”，即警察職能。如果把為國企改革服務作為主要的事兒，就可能會出偏差。

國企是當然需要改革的，中國整個經(jīng)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都是處在不斷改革的過程當中。廣義的說，我們的政府的整個運行機制，包括任何一個部門，任何一種法律，也都應該為這個大方向服務。從這個意義上，說證券市場為它服務也不算錯。過去一些年里，原本國有企業(yè)改革在積極地向前走，但是后來慢慢慢下來，慢慢往后退，行業(yè)壟斷甚至在有些地方比十幾二十年前更嚴重。

但是如果你把它解讀為證券市場的發(fā)展的目的，那就把原來政府的初衷給徹底改變了。

記者：樓繼偉在講話中表示，有可能花費一些國有資產(chǎn)去填補社�？杖�。您怎么看？

高西慶：這個思路跟我們當年討論建立社�；�金是一致的，但表達方式不一樣。我在證監(jiān)會時，曾向國務院打過報告，建議將上市公司的全部或大部國有股份劃到社�；�金管理。

當時上市公司全部市值的60%以上是國有股，但絕大部分國有股是不可流通的，這就給整個市場形成了巨大壓力，成為一只懸空的靴子。這些國有股均為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或其控股公司所持有，國有股的決策監(jiān)管程序不統(tǒng)一、管理混亂，許多地方出現(xiàn)腐敗的空間。如果把國有股的管理監(jiān)督統(tǒng)一起來，，放在一個大系統(tǒng)里，比如社保，可能是一條更為可行的道路。

但是我并沒有主張只放在一家社保管理機構(gòu)里，因為壟斷總是容易帶來它固有的一些問題，所以可以多設(shè)立幾家社保管理機構(gòu)來對其進行管理。北歐的一些國家，比如瑞典，就有八個社�；�金，大家可以競爭，但是都遵守國家的一系列非常嚴格的規(guī)定。由于社保所支出的錢是可以量化計算的，需要錢的時候才會賣掉一點股份，但與此同時，社保的交款又需要從市場中買入股份，兩者是可以形成平衡的，甚至在多數(shù)情況下形成入超。這樣市場就不會把國有股的解凍看成是隨時會掉下來的靴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