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三月，董其昌正賦閑居家。由于其子與鄉(xiāng)民發(fā)生沖突，導(dǎo)致其宅被焚，家資盡喪，此即著名的“民抄董宦”事件。董其昌被迫避禍他鄉(xiāng)，惶惶往來于吳興、鎮(zhèn)江之間。雖然半年后事態(tài)逐漸平息，但董似乎心有余悸，仍舊頻頻四出游歷、訪友。

董其昌《高逸圖》圖軸 紙本 墨筆 現(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此圖即為第二年董氏去鎮(zhèn)江、太湖間的練湖畔訪其舊友蔣道樞，與蔣氏泛舟荊溪時的即興之作，頗似當年倪瓚棄家隱居太湖時的心境。董其昌此圖采用了倪氏典型的筆墨技法，湖濱兩岸的淺坡及山丘皆以干筆淡墨施以折帶皴，行筆以側(cè)鋒為主，筆墨蒼逸，極好地表達出倪畫中蕭散簡遠的意境，同時也反映了作者晚年身歷劫亂后的蒼涼心緒。

　　但作者又非簡單地仿古，近岸數(shù)株盤屈虬結(jié)的古木就充分體現(xiàn)了作者獨特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董氏畫樹有其獨到的見解，他在《畫禪室隨筆》中寫道：“畫樹之法，須專以轉(zhuǎn)折為主……如寫字之于轉(zhuǎn)筆用力，更不可往而不收……但畫一尺樹，更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須筆筆轉(zhuǎn)去。此秘訣也。”樹過于直，不免枯燥、呆板，有曲折才見變化、生意。觀此圖之樹，確實起到了點醒畫面的作用。近景之樹，不僅是連接兩岸的橋梁，填補了湖面的大片空白，同時也是作者刻意表現(xiàn)的另一主要物象，它們攲側(cè)的走勢以及相互之間糾結(jié)牽引的姿態(tài)，都使冷寂空闊的景色趨于活躍，表現(xiàn)了董其昌多方面的筆墨技巧。

　　董其昌(1555年2月10日—1636年10月26日(九月二十八日))，字玄宰，號思白、香光居士，松江華亭(今上海閔行區(qū)馬橋)人，明代書畫家。萬歷十七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卒后謚“文敏”。 董其昌擅畫山水，師法董源、巨然、黃公望、倪瓚，筆致清秀中和，恬靜疏曠;用墨明潔雋朗，溫敦淡蕩;青綠設(shè)色，古樸典雅。以佛家禪宗喻畫，倡“南北宗”論，為“華亭畫派”杰出代表，兼有“顏骨趙姿”之美。其畫及畫論對明末清初畫壇影響甚大。書法出入晉唐，自成一格，能詩文。

 

 

董其昌 《山水圖粗》

　　其存世作品有《巖居圖》《明董其昌秋興八景圖冊》《晝錦堂圖》《白居易琵琶行》《草書詩冊》《煙江疊嶂圖跋》等。著有《畫禪室隨筆》《容臺文集》《戲鴻堂帖》(刻帖)等。

　　董其昌的山水畫大體有兩種面貌，一種是水墨或兼用淺絳法，這種面貌的作品比較常見;另一種則是青綠設(shè)色，時有出以沒骨，比較少見。他十分注重師法古人的傳統(tǒng)技法，題材變化較少，但在筆和墨的運用上，有獨特的造詣。他的繪畫作品，經(jīng)常是臨仿宋元名家的畫法，并在題識中加以標榜，雖然處處講摹古，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夠脫窠(kē)臼，自成風格，其畫法特點，在師承古代名家的基礎(chǔ)上，以書法的筆墨修養(yǎng)，融會于繪畫的皴、擦、點劃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樹石、煙云流潤，柔中有骨力，轉(zhuǎn)折靈變，墨色層次分明，拙中帶秀，清雋雅逸，他在天啟二年，67歲時臨摹北宋范寬的《溪山行旅圖》采取青綠設(shè)色、水墨兼并淺絳的綜合繪畫技藝手法，充分表現(xiàn)出他的人物工筆精湛、山水風格獨特畫壇藝術(shù)自然傳承的巨匠魅力。他的畫風在當時聲望顯著，成為“華亭派”的首領(lǐng)。

　　董其昌 《巖居圖》

　　董其昌特別講求用墨的技巧，水墨畫兼擅潑墨、惜墨的手法，濃淡、干濕自然合拍，著墨不多，卻意境深邃，韻味無窮;無須炫異矜奇，而真氣橫溢，充塞紙間。董其昌的設(shè)色山水，或用楊升沒骨法，從彩筆代替墨筆，完成線條、輪廓、鉤、勒、皴、擦，盡態(tài)極妍，不為刻畫;或仿黃公望的淺絳法，參以趙大年、趙孟頫的青綠法，別樹一格，層次分明，淡雅清新，生機盎然。

　　董其昌作畫強調(diào)寫意，使綺麗多姿的山水顯得有些捉襟見肘的色彩。但是他兼長書法、詩文，每每繪完山水，題以詩文，行楷簇簇如行蠶，閃閃如迅霆飛電，全圖詩、書，畫相映成趣，和諧一致，更富有抒情意境。董氏的創(chuàng)作，因而成為文人畫追求意境的典范。

董其昌 《空山梵宇》

來源：文博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