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田秉鍔

（田秉鍔：江蘇省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理事、顧問，文史學者，主攻文學研究兼歷史文化研究）

“儒學”命運與國家倡導、頂端設計相關：因為漢代帝王的托舉，“儒學”成為漢代，進而也成為中國兩千多年的思想主旋律和文化主旋律；中國那個垂延數(shù)千年的傳統(tǒng)價值體系，是在漢代被納入“國家體系”的，也可以說是一群徐州籍帝王托舉了一個山東籍圣人。所以，徐州是“儒學”的支點或“風水寶地”。徐州人曾是華夏文化的有力推手。今人要懂得珍惜、傳承，更要增強文化自信。

“時代幸運”

今天，我們在此就“帝王與儒學”關系，開展研討，是一種“時代幸運”。

97年前，五四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儒學為“打倒”對象；50年前的“文化革命”，提“破四舊”，儒學在“舊思想”之列；40年前，“批林批孔”，儒學在“批判”之列。而今天，我們可以自由暢談“儒學”，誰能說非人生之幸？“個人幸福”指數(shù)，總是聯(lián)系著國家命運、時代進退。

2014年9月24日，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評價“儒學”的歷史作用：“孔子創(chuàng)立的儒家學說以及在此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儒家思想，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深刻影響，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華民族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記載了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在建設家園的奮斗中開展的精神活動、進行的理性思維、創(chuàng)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fā)展壯大的重要滋養(yǎng)。”

儒學兩階段

原始儒學（家）——指的是由孔子開創(chuàng)的，孟子、荀子發(fā)展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儒學（家）�？鬃铀篮�，弟子們繼承其事業(yè)，傳播其思想。其時，“儒在民間”，所以又可以稱之為“江湖儒學”或“民間儒學”。

廟堂儒學（家）——自武帝“獨尊儒術”，儒學進入朝廷，故有“廟堂儒學”之稱，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石渠閣會議”后，經(jīng)學地位達最高點。后“今文經(jīng)學”成為“國教”而不容懷疑，故儒學自然成為“皇家儒學”。待讖緯之學滲入，儒學開始神學化。

陳寅恪先生謂：“南北朝時，即有儒釋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全真道教王重陽（喆）： “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

千年王國，千年儒學。朝代有斷續(xù)，儒學一脈傳。尊孔子為“萬世師表”是從思想傳統(tǒng)來說的。河有源，樹有根，一代代的傳承，才形成了華夏民族的“民族精神”“文化血脈”，又稱“學統(tǒng)”“法統(tǒng)”“道統(tǒng)”。

大漢的文化重建

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唯中國古文明得以不中斷地傳承。原因就是：先秦典籍為中華文化精神的源頭，源頭活、根脈通是古文明不斷線之因。秦代出現(xiàn)一次文化自毀，漢代出現(xiàn)一場文化自救；保留了“種子”，也就保留了“生機”。漢初帝王“尊孔”“尊儒”功在國家民族。

漢高祖劉邦的歷史功績，可用六字概括：滅秦、翦楚、興漢。

滅秦、翦楚是兩場“大戲”，后人爭相傳頌。殊不知，這兩件“熱鬧景”都是“季節(jié)性”的，唯“興漢”才是四百年、乃至兩千年的大事。

剖析“興漢”之功，其“制度性”建設又是“階段性”的；而其關乎“人心”“思想”的“文化建設”則影響中國歷史兩千二百多年�？傊�，沒有漢高祖的晚年清醒，就沒有儒學的千年風采；沒有漢高祖的臨終推崇，就沒有孔子的圣賢尊榮。事實是：一位徐州籍帝王，托舉了一位山東籍圣人！

《史記》載，漢高祖劉邦“不好儒”，曾罵儒生為“豎儒”，極端例證是“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后來，他對儒生態(tài)度漸漸變化。這與“儒生”作為相關。酈食其為儒生，助其取陳留，占糧倉；張耳是儒生，為其師，反秦戰(zhàn)友；陳余為儒生，入陳勝軍反秦；陳平、張良、蕭何，皆有儒生面目，均為其戰(zhàn)友，等等。劉邦周圍不乏儒生。另，他自己即有讀書經(jīng)歷，只是未作“儒生”而已。

漢高祖對“儒學”認識的真正清醒源于一次對話：“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 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xiāng)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漢代尊儒崇經(jīng)

的文化接力

四百年間，漢代存在一場尊儒崇經(jīng)的文化接力。在高、惠、文、景、武、宣各帝間，得以平穩(wěn)推進。

其一，漢朝，皇家設有“博士”之官，儒者有了進身之路——這與秦“坑儒”反其道。

漢高祖時代博士第一人是叔孫通。到了宣帝時，在太學立“12博士”。東漢初年，增為14博士。而博士的使命也經(jīng)歷了從“顧問官”到“教育官”的轉變，由“帝王師”（顧問）變?yōu)?ldquo;弟子師”。進而將儒學納入“國家教育”體系，成“士林讀本”，從“廟堂”再入“江湖”。

其二，“人”的問題解決的同時，漢朝帝王開始搜集天下圖書——劫火僅存者。漢武帝聽丞相公孫弘之諫，“廣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此中國歷史第一次由政府下令在全國征集圖書，史稱“書積如丘山”。政府藏書處所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皇宮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記載的國家圖書館。內廷藏書具體場所一在天祿閣，一在石渠閣。

其三，書多了，怎么讀？自然要編目——“目錄學”于是產生了。天祿閣聚集著眾多著名學者，漢成帝曾命劉向等人在此進行典籍整理和校勘。“每一書成，向輒撰為一錄，論其指歸，辯其訛謬，敘而奏之”，稱《別錄》，故劉向被譽為中國目錄學鼻祖。向死，其子歆秉承父業(yè)，總括群篇，撰成《七略》，為中國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徐州帝王尊孔尊儒，徐州學者校書編目。上下呼應，共同進行中國歷史上最悠長的文化建設。

其四，建太學。太學是中國古代的國立大學。太學之名始于西周。漢文帝時賈山上書建議立太學。漢武帝元溯五年（前124）采納董仲舒“天人三策”中“愿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yǎng)天下之士”的建議，于京師設立太學。從此，儒學在廟堂扎根，得以廣泛傳播。太學生初有五十人，東漢時太學生多時達三萬余人，京師形成太學區(qū)。匈奴等少數(shù)民族也送子弟入太學。太學出現(xiàn)于漢代，這在世界教育史上首屈一指。

完成了救亡圖存

的“文藝復興”

四百年儒學傳播，是一次“文藝復興”，接續(xù)的是華夏“學統(tǒng)”“法統(tǒng)”“道統(tǒng)”，前承三千年歷史血脈，后開兩千年文化崢嶸。在民族核心價值體系的形成方面，這四百年的儒學浸潤最突出的成就是，形成了“漢民族意識”——以儒學“天下為公”為基礎的“大一統(tǒng)”觀念，以儒學“修齊治平”為德育程序的家國情懷，受儒學仁、恕之道所規(guī)范的和諧哲學，以儒學禮義廉恥為坐標體系的道德規(guī)范。

漢高祖為漢，也為千年立法——重傳統(tǒng)、重傳承、重民生、重和諧、重教化。所以，漢代的文化建設具有超越朝代的價值。祭孔尊孔，是漢高祖劉邦的發(fā)明，后為歷朝歷代帝王的文化自覺。

面對儒學百年榮辱的思考

從兩千年的文化道統(tǒng)，可以理解儒學的歷史價值。近百年，革命天翻地覆，儒學受到巨大沖擊，與秦朝有類似處。如今，儒學、孔子又被推崇。這讓我們想到漢代的那場“文藝復興”。

孔子作為教師，優(yōu)于今天的“特級教師”。有教無類，“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不分國家，不分賢愚，因材施教，學成，三千弟子無一走邪路。教學之外，復著書立說，開宗立派。此教師，兩千五百年一人而已。

梁啟超曾說，（孔子）平易近人，無論什么人，都可以學步。

尊重歷史，當與民族虛無主義決裂。百年以來，儒學被中國的政治家們屢屢批判。這一段的歷史，教訓沉重：目前體現(xiàn)于官場、民間的信仰缺失，即與儒學精神，即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基本道德教養(yǎng)的斷裂有關。

因而，本講的現(xiàn)實意義就是要在保護民族文化遺存上，永遠保持清醒的認識，秉持堅定的立場。因為這關乎保衛(wèi)“民族血脈”“精神家園”的歷史使命。

另外，還要清醒地認識：文化啟蒙、親近“儒學”、學習“國學”，是一個融文學、歷史、哲學、人學于一體的文化工程。借孔子“文行忠信”四字可以概括。學習儒學經(jīng)典，絕不是背誦教條，實為“思想啟蒙”。這既是一次新的“解放思想”，又是一次“文化回歸”。終極目標是“人格重塑”“信仰再建”。

圖/徐州日報記者 仲冬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