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楊之
小時候愛看《沙家浜》，路再遠也要跑去看，一遍又一遍地看。只是覺得好玩，尤其是刁德一。誰寫的，并不去關心。稍大，才知道作者是汪曾祺。
后來，又看了《大淖紀事》、《受戒》等小說和散文集《蒲橋集》，才知道汪曾祺是個大作家，名氣很大很厲害的！由此，便覺得見汪曾祺是一種奢望。
去年11月的一天下午，正上著文學史課，幾位同學遞過話來：汪曾祺今晚來北大講課，去不去瞻仰一下？去！
課后，匆匆打發(fā)了晚飯，就趕往“二教”。
大約過了二十分鐘后，在一片掌聲中，一位頭戴瓜皮帽、手提棕色文件夾、遠遠看去膚色稍黑、下顎稍尖的瘦弱的小老頭，由幾位同學“開道”走上講臺。他先燃著一支煙，然后看了看黑板上的字，笑著，慢慢讀出聲來：“散淡人生——從文學的語言說開去。這題目太大啦，我哪敢談什么文學的語言喲！還是把副題擦去吧。先聲明以下，我可不會講課，不要看我拿著個小文件夾象模象樣的，其實，里面裝的全是煙。”臺下一片掌聲。
他，就是汪曾祺。
汪曾祺講課很幽默。他在談到為何寫作為何讀作品時說，有的人寫作是為了生計，我寫作是因為從小學六年級起數(shù)學不及格。讀初中時，我們有個老師他希望我做建筑師，可我數(shù)學不好。我覺得文字很好看，就想學寫作。后來受聞一多、沈從文、朱自清等先生的影響，就開始搞寫作。
汪曾祺強調作家應對社會負責，有社會責任感。他說：我感覺人活著是美好的，人應該做個很美的人。我寫作就是證實我的存在。只有寫作的時候，我才覺得自己是活著的，其余的，吃飯、睡覺，只是必須條件。
他希望他的作品，能夠給讀者以向上的感覺，使人成為健康的人，一個有文化的人，一個有教養(yǎng)的人，一個趣味比較高的人，一個在精神上文雅的人，而不是個蹩腳的人。讀書和寫作都是為了使自己活得更美好一些，更有點詩意些，能夠遠離俚俗，遠離粗野。
汪曾祺在談到文學的語言時，強調了四個特性。即內容性、文化性、暗示性、流動性。他說：過去在談文學的語言時，一般都認為語言是文學的要素之一，很多人都把語言看作是形式的東西，手段的東西，我認為語言就是內容，語言與內容是同時存在不可剝離的。聞一多先生認為文字不僅是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我同意這種觀點。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的現(xiàn)實，世界上沒有一種沒有語言的思想，也沒有一種沒有思想的語言。衡量一部作品的好壞高低，首先是它的語言的好壞高低。語言差，作品一定也很差。因為作者所表達的東西都包含在他的語言里。
汪曾祺認為，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因為作家的語言是全部思想感情的總匯。語言是個文化現(xiàn)象。如今的語言都是在前人的語言基礎上形成的，無一字沒有來歷。語言總是有來歷的，有的是自覺的，有的是不自覺的。作者的文化積淀越豐富，他的語言就更有余味，更有嚼頭，更有味道。
汪曾祺還主張作家應該多讀書。他說，我同意“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同意王蒙的“作家學者化”。書讀的多，語言就豐富些。他還強調作家應重視民間文學，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yǎng)。他說他在陜西的時候，一次和農民一起走路聊天，他驚奇地發(fā)現(xiàn)，那個農民一路上“沒講一句散文，全是詩。”汪曾祺說：“民歌基本上都是情歌情詩，一個不熟悉中國民歌的作家不是好作家。”
在談到語言的暗示性和流動性時，汪曾祺說，只表現(xiàn)字面意的語言不是好語言，能表現(xiàn)題外意的語言就是好語言。寫作時，要少寫點，不要寫的太滿，讓讀者能感覺到。好的語言能夠調動起讀者的想象，少寫是寫得好的重要前提。
好的語言是活的是流動的。不象蓋房子，一塊磚一塊磚壘起來的，而應該象一棵樹一樣長出來的，一枝動百枝搖，是一個完整的整體。寫文章不要想一句寫一句，應該在寫第一句時就想到最后一句。基本功是要把每個句子都寫好。
汪曾祺早年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是沈從文先生的入室弟子。他談起沈從文，滔滔不絕如數(shù)家珍……
汪曾祺講課，思維活躍，思路敏捷，多次激起大學生們的掌聲。
（此文據(jù)當時聽課記錄寫成。1992年11月汪曾祺先生應邀在北京大學校友作家講習班上，作了題為《散談人生》的文學講座。當時人頭攢動，掌聲不斷，盛況空前。地點在原北京大學第二階梯教室）
（原載1993年8月27日《語文報·七彩月末·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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